近代东亚与世界：普林斯顿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专题研究书单
Editor's Note
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变不仅是军事征伐和帝国扩张的历史，也是多元文明规范交融与碰撞的进程。彼时彼刻的东西方文化邂逅，引起了学者们全方位的思考和比较，本书单挖掘中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的与西方世界发生碰撞的近现代历史，探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包括在文学传统、外交规范、社会思潮与政策制度上的交流与冲突。
本书单是对传统“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反思，以全球史观为出发点，采取平衡和多元化的历史视野，着力发掘被主流历史叙事遮蔽的社会思潮与历史事件。对本专题感兴趣的读者，也可点击下图中的二维码，进入“普林斯顿亚洲研究”线上专区，浏览更多相关书目。该专区囊括了7个专题书单，包括：普林斯顿亚洲研究获奖书单、近代东亚与世界专题精选书单、普林斯顿中国研究专题、亚洲与区域比较研究专题、日本与韩国研究专题、东南亚研究专题、印度与南亚研究专题。
5月6日-5月25日期间， PUP联合澜瑞外文书店，为读者提供9折专区购书优惠，购买专区书目满500元还有机会获得PUP经典礼盒与2022年PUP精美新书目录（详见文末）。
//中国
点击下图链接直达本书购买页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ltilingual Asia
围绕社会准则、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辩论常常将“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批判的核心目标。然而，文学叙事囊括的是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中心”及其产生的“边缘”。在本书中，汉学家与比较文学专家 Haun Saussy 研究了中国在与西方持续接触之前，文学翻译、改编和挪用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当学者们谈论亚洲的比较文学时，他们倾向于关注1900年以来欧洲语言与中文、韩文和日文的互译。相比之下，Saussy 关注的是1850年以前的时期，在当时，外国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情况很少，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让人望尘莫及。本书详细研究了从外国语言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或因与外来民族接触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外文文学翻译在前现代中国受到低估的原因，以及在与外国文明接触之前，严肃的中华文明是如何与他国交往的。Haun Saussy 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在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比较文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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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人们探寻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时，往往会联想起乾隆帝对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傲慢态度，认为表征于此的“天朝”心态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在新书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中，牛津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则提出，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傲慢无知”是在半个世纪中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而非中国统治者或社会文化的固有特质。通过检视两位曾深度参与马戛尔尼使团的译员的生涯，沈艾娣追溯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英间跨文化中介者（cross-cultural mediators）活跃与消亡的轨迹，从信息处理机制的角度描绘出了一条别样的通往鸦片战争之路。
沈艾娣在多层面上展开的档案分析为跨文化政治史添加了富有人情味的一笔。她在书中展示：译员懂得的越多，他们在别人眼中就显得越可疑。马戛尔尼使团的译员人选和译员施加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他们自身的命运，还塑造了两个世纪以来关于中英关系的历史叙事。
Henrietta Harrison 是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擅长将全球视野与微观史研究方法相结合，研究近代早期以来的中西交流史（特别是近代中国传教士的历史）、山西地方史、1911年的革命与民族主义、20世纪儒教以及天主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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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乔治·马戛尔尼在1793年的失败访华构成了现代中欧关系的主流叙事——马戛尔尼被清廷驳回，几乎所有目标都宣告失败，为19世纪的鸦片战争和如今两国的不信任关系埋下了伏笔。然而，并非所有的外国使团，都和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与清廷不欢而散。本书作者认为，马戛尔尼的失败只是清朝和英国的冲突，并不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必然存在广泛的文化冲突。
本书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中西方交流史，描述了1795年荷兰使团访华的历史故事。作为清政府接待的最后一个外国使团，荷兰使者较英国人对亚洲的见解更为深刻。他们尊重外交准则，致力于用自己的方式了解中国。
Tonio Andrade 援引大量史料，呈现了中、荷两国艺术家的相关绘画作品，全方位再现了那个列强争霸和传统变革的时代，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史。与传统观点不同，本书提出清政府在外交领域极具开放性、灵活性和世界性，为一个以阴谋和战争为标志的时代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多层面的画卷。
Tonio Andrade 是埃默里大学的中国和全球历史教授。
本书荣获 A Fortune Best Book of the Year
点击下图链接直达本书购买页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近代早期文化史的研究，从药学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的现代文化转型进行了全景式的探究，既包括对药材的物质性质的探讨，也包含对医药贸易的描绘。在中国的科学史和文明史上，制药作为商业和医学的结合，包含着社会生态的广袤图景。虽然在16世纪后，通过国家委托的药典来记录自然的悠久传统逐渐消失，但当今世界里遍地开花的中药店显露着传统中医不绝的活力。
作者边和不认为当今药材铺的广泛存在意味着传统知识的停滞、或是民间文化一成不变。相反，她认为现代中国早期的药材历史应理解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她从16世纪中国的书籍文化和财政政策显示出来的分散化趋势切入，揭示了药铺在晚明公共话语中的核心地位。在17世纪早期派系政治的推动下，文人群体中的业余药理学研究在17世纪中期（明朝即将被倾覆）达到了顶峰。18世纪则见证了药理知识的系统性重新分类：在清廷主导下，药典转向了非医学化的博物学。与此同时，长途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城市药铺的兴起，并促进了有关自然世界新知识的产生。
边和（He Bian），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副教授。她于2014年获得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边和教授的研究兴趣涵盖了许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威与变化相关的主题，尤其是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的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
本书荣获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 Pre-1900（Joseph Levenson Prize (China, Pre-1900) Honorable M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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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stoy and China
本书聚焦于中华文明对托尔斯泰思想和写作的影响，揭示了研究一位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的写作灵感与创意资源。Bodde 利用新近获得的俄罗斯材料，探讨了托尔斯泰的通信以及他关于中国主题的阅读与写作，从而解读托尔斯泰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文化对他在音乐、政治、伦理等领域思想的深刻影响。
该书最初出版于1950年，是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Princeton Legacy Library）的书目之一。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提供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过往书单中的杰出绝版书籍。这些版本保留了原始文本，堪称丰富的学术遗产。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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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学家们大多将天皇制意识形态定位为导致二战的基本病理之一。日本帝国的意识形态家们尝试以“草偃风从”的标准教化人民，发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融合了神国思想和儒家伦理，强调了国民忠君爱国的道德标准，被视为天皇制国家在精神层面成型的标志。
Japan's Modern Myths 则提出，对新国民价值的制定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一个前后一致的过程。她将政府的官方教义仅仅视为更广阔的意识形态场域的一部分，定义“忠君爱国”等象征性政治话语之内涵的，是多种社会思潮的竞争和互动：一个信奉“神圣国体”的日本人完全可能无视保守官僚的道德说教；对明治末期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天皇不仅是绝对忠诚的对象，更是国家统一、军事胜利和现代化的象征。
本书作者 Carol Gluck 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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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ese Novel of the Meiji Period and the Ideal of Individualism
面对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延展的触角，知识分子们以个人主义为武器发起了反击。夏目漱石在其著名演讲《我的个人主义》中吐露了不满：“国家也许很重要，但那样被国家附体似的从早到晚喊着‘国家国家’，我们到底是做不到的。”
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明治日本的文化——包括现代日本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 Janet A. Walker 在 The Japanese Novel of the Meiji Period and the Ideal of Individualism中，以四位明治后期作家——二叶亭四迷、北村透谷、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的作品为重点，分析了旨在描写现代日本个体的新小说的发展。
作者通过对私小说、忏悔小说和心灵随笔的文本分析，研究了作为文学概念的“内在自我”的演变，追溯了明治作家们“自我”理念的发展。本书认为，明治时期的个人主义小说为其读者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直面逐渐凸显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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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2000年，朝日新闻发起了“过去千年中你最爱的政治家”的国民投票，名列第一位的赫然是坂本龙马（1836-1867）。司马辽太郎在经典小说《龙马来了》中将坂本龙马塑造成现代日本人的理想形象，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龙马热”。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日本研究权威 Marius B. Jansen 出版了 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受到日美两国学界内外的高度认可。
本书以“国民英雄”坂本龙马的生涯为线索，串联起明治维新时期的政局推移和社会变革，讲述了日本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故事。作者认为，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开始成为一个进取的统一国家，而足以作为日本开化崛起之象征的，正是坂本龙马。
本书自出版后至今历经多次再版，东京大学教授芳贺彻称之为“战后美国日本史学界首屈一指的杰作”。
Farm and Nation in Modern Japan: Agrarian Nationalism, 1870-1940
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指出，家族主义、农本主义和大亚洲主义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特征。主张地方自治、反城市化、反官僚和反工商业的农本主义是如何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关联的？
美国东北大学历史学教授 Thomas R.H. Havens 在 Farm and Nation in Modern Japan 中，通过对权藤诚卿、橘孝三郎等主要农本主义思想家的文本研究，聚焦于1920和30年代的浪漫派农村公社运动，集中探讨了20世纪初官方民族主义和农村民族主义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
本书提出，农本主义思想是日本农民及其理论家对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急速现代化政策的反动性回应，它旨在把广大日本人民从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和城市化中拯救出来，塑造了日本民族主义的一条反政府支流，最终在动荡的1930年代中发挥了引发政治暴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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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Road to Pearl Harbor 是第一部还原日美走向战争的决策过程的经典著作，第一版在1950年问世，至今为止经历了多次重版。
作者 Herbert Feis 时任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事务顾问，他借用职务便利，充分利用了美日两国政府的内部档案，包括国务院所有相关的文件，美国官方军事记录，战争部长史汀生、驻日大使格鲁的私人日记全文，以及同等级别的日本官方和私人记录。他和他笔下所有当事人都有密切接触。
本书追根究底地叙述了日美两国走向战争的过程，描述了日美要人的目的、态度和行动是如何推动局势发展的。
本书以一种“双面镜”的方式展开叙述，始终对比呈现美方和日方在同一时间点上的思想行动，因此发掘出了决策过程中双方行为的相互影响机制。作者仔细研究了官员、外交官和士兵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探讨了决策环境、国家野心、观念冲突、恐惧心理对战争决策的影响。
Japan and Its World: Two Centuries of Change
Marius Jansen 公认为是日本历史的权威，他在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中综合了一生的学术研究。该书汇集了1975年在普吉特海湾大学开设的“布朗与哈利讲座”( Brown and Haley lectures )，同时揭示了日本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对自身、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看法演变。
Marius Jansen 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的名誉教授。
// 亚洲和东南亚
Unfabling the East: The Enlightenment’s Encounter with Asia
在漫长的18世纪，欧洲的旅行者、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一种不解、讽刺、开放的态度看待亚洲。从奥斯曼帝国、印度，到中国和日本，Jürgen Osterhammel 讲述了欧洲启蒙运动与东方文明的奇妙接触。在文明的接触下，Leibniz、Voltaire 和 Gibbon 等人对亚洲文化逐渐产生浓厚兴趣的，并对在欧洲与非欧洲的接触中西方的帝国主义目光与优越性提出了质疑。Unfabling the East 将这个动荡年代的景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前往最遥远海岸的惊险之旅，在多元文化时代中增添了别样色彩。
本书作者Jürgen Osterhammel 是弗莱堡高级研究所（FRIAS）的杰出研究员，是2017年汤因比奖（Toynbee Prize）和2018年巴仁奖全球历史奖（Balzan Prize for Global History）的获得者。
Empires of Vice: The Rise of Opium Prohibition across Southeast Asia
十九世纪末，鸦片打开了欧洲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历程。鸦片税是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也从对非欧洲国家人民抽鸦片恶习的征税中树立道德权威。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期间，殖民地国家开始禁止鸦片，从而扰乱了海外统治的根基。Empiresof Vice 追溯了这一戏剧性转变的历史，探究这段历史所产生的殖民主义遗产如何影响现今该地区的毒品问题及其解决。
按照传统的说法，鸦片禁令的出现或是因为医生意识到了毒品成瘾的危险，或是出于对卫道士强烈攻讦的被动反映。Diana S. Kim 挑战了传统看法，深度揭露了一个殖民地官僚体系的复杂故事。她利用东南亚和欧洲的大量档案证据，展示了鸦片禁令是如何通过官僚体制内官员的关键性贡献而成为可能。通过比较英国和法国在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的经验，Kim 研究了当地行政人员的如何使鸦片征税合法化，如何又使得反鸦片改革成为可能。
Diana S. Kim 是乔治城大学 Edmund A. Walsh 外交学院（ 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的政治学助理教授。
该书荣获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定性方法分会 Giovanni Sartori 最佳图书奖的共同获奖者（ Co-Winner of the Giovanni Sartori Best Book Award, QualitativeMethods Section of the APSA ）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查尔斯·泰勒图书荣誉奖（ Charles Taylor Book Award，APSA ）
社会科学史协会 Allan Sharlin 纪念奖荣誉提名（ Allan Sharlin MemorialAwar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
The Blue-Eyed Enemy: Japan against the West in Java and Luzon, 1942-1945
该书全面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太平洋三个主要群岛国家的互动历史。作者研究了日本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殖民主义，以研究殖民统治与压迫的模式。他将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统治描述为以"消灭蓝眼睛的敌人和他们的黑奴"为目标的军令式征服；而西方力量的回归，又重构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或领主和奴仆之间的新联系。与此同时，该书也阐明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心理，从而导致1945年对前者而言是 "重新占领"和革命，而对后者来说是“解放”和恢复。
本书基于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美国和荷兰的文献研究，加上对当时的历史主要参与者和关键观察者的大量访谈，平衡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性与科学性。在整部作品中，人们将不由自主地对那些受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折磨的人们产生同情心。
原文发表于1988年，目前收录于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 Princeton Legacy Library ）。
普林斯顿
亚洲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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